编者按：在“健康中国”战略的深入推进中，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，正以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临床价值焕发新生。山东中医药大学作为中医药高等教育与临床研究的标杆院校，孕育了一批深耕学术、躬耕实践的顶尖专家。大众网·海报新闻带您走进这些行业专家的日常，探寻中药文化背后的奥秘。
海报新闻首席记者 周凌峰 记者 李金珊 实习生 董玥君 济南报道
在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创新研究院的实验室里，青年学者郭弘常常盯着试管出神。那里面悬浮着肉眼看不见的纳米粒子，载着中药的有效成分，正朝着一个朴素的目标缓慢前行——让老年肝癌患者少遭点罪。
这个目标不大，却足以撑起一个青年科研者全部的“少年气”。
“不服气与不忍心”
对一个青年学者来说，什么是少年气？
当“少年气”这个词用在郭弘身上时，它有两副面孔。一副叫作“不服气”，另一副叫作“不忍心”。两者拧在一起，就成了他从南京回到济南的全部理由。
郭弘回想起博士入学那年，导师很坦诚地对他说：“单说纳米药剂这个领域，从山东走到南京来学，是进步的。南京、上海在这方面研究得比山东好很多。”这话是事实，导师并无恶意。但郭弘听完，心里却翻腾起来，久久不能平复。
他承认那是一种“小赌气”。“要是从山东来这里学习这一领域的人都留下，那山东的纳米药剂技术不就一直不如人家吗？”郭弘内心反复不停地问自己。
“我承认那是一种‘小赌气’”郭弘对记者说。
但当他轻描淡写再次说出这句话时，让人看到的是：这个年轻人的内心藏着一个山东青年不太善于表达的执念——出门学艺，总要回家。他不想让家乡在这个领域始终落后。哪怕起步晚一点，平台弱一点，但总得有人先回来。
然而，这份“赌气”的背后虽然没有豪言壮语，甚至带着几分不好意思的笑意。但它真实、有力，像一根看不见的线，把他从南京拉回了济南。
另一份“少年气”，来自他跟老人的聊天。
不是正式的患者访谈，也不是学术调研，就是日常闲聊。在调研中，他发现不少老人心里藏着一种灰暗的念头：万一哪天得了大病，去医院开刀、化疗，那是白遭罪，治了也未必好。
郭弘听进去了，也听心疼了。“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，肝癌并不是绝对治不好的，”他说，但治疗过程确实遭罪。年轻人恢复快，老人恢复慢。更别说住院时，换一个环境，老人心情就憋闷，这对治病太不利了。
他想起老人们在熟悉的环境里遛弯、在自家阳台上晒太阳的样子。如果治疗可以在家里完成，在自己熟悉的气味和光线里，心情会不会好一点？疗效会不会也跟着好一点？
就是这份“不忍心”，让他把研究方向牢牢锁定在老年肝癌上。他想做的，本质上是一种“有温度的精准治疗”：用纳米技术把中药送进病灶，让老人少跑医院、少遭罪。
中药的底子，纳米的路子
郭弘从事的研究，专业表述叫“中药纳米递药系统与老年肿瘤免疫治疗”。换成大白话，就是把中药的有效成分做成极小的纳米颗粒，让它们精准地找到肿瘤，而不是在全身漫无目的地游荡。
他常喜欢打一个比方将他的研究介绍给行外人听：肿瘤的血管是破碎的，纳米级的药物刚好能透过那些缝隙钻进去，然后被卡住，不走了，这就实现了“被动靶向”。而更进一步地，我们也可以让纳米药物主动去分辨和找到肿瘤，牢牢地盯住肿瘤细胞进行治疗，这就实现了“主动靶向”。在郭弘看来，中药和纳米技术的结合，恰好呼应了国家对中医药“守正创新”的要求。“守正”是守住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根基，“创新”是用纳米这样的新手段给中药赋能。
在与郭弘的交流中，记者注意到，他从不把话说得很宏大，他更愿意谈的是中医和西医如何打配合，攻克疾病。
“西医关注的是病，怎么把肿瘤切掉、病毒干掉。中医关注的是人，怎么把人体的状态调好。”他说，中医可以容忍体内还留着一小部分肿瘤，只要这个人整体状态好了，能高质量地活下去，那就是中医的胜利。
因此，他的思路不是用中药纳米去取代西药，而是去辅助西药：减轻化疗的副作用，让病人不掉头发、精神好转；或者放大西药的疗效，把药量从十降到一，同样能治好病，人却少受罪。
“是这个样子。”在交谈中，他说话喜欢用这句话收尾，语气笃定而家常。
“这个样子”总会让人冷不丁地想：是什么样子？
或许答案就藏在他正在做的研究中。
正是因为难，才要去做
在科研圈里，做中药纳米的人常被问到一个扎心的问题：你的基础研究效果虽好，但转化很难，离临床还很远，怎么办？
郭弘没有被问住。“正是因为它存在问题，所以我们才要去研究。”他说，西药的纳米技术已经有成功先例，阿霉素脂质体、新冠疫苗的脂质纳米粒都上市了。中药做纳米确实比西药难，但“如果我们不去做，它就只能一直落后。如果我们现在不做，那以后更没法转化，对不对？”
他甚至在困难中品出了一丝浪漫。他说：“做科研要有一点知难而上的精神。这样我们理性的科研，能够通过知难而上去赋予它一些感性的浪漫主义色彩。”
一个整日与试管、数据、纳米尺度打交道的人，说出这样的话，让人忍不住想起他骨子里那股“不服气”的少年气。他不是不懂难，他是觉得没人去做就会一直难下去。
眼下，他正在努力攻克一个关键难题：中药的特点是“多组分、多靶点”，而纳米技术最初是为成分单一的西药服务的。如何让纳米载体同时荷载多种中药组分，实现多靶点协同？他在张伯礼院士“组分中药”思想的指导下，尝试构建多组分递送体系，让纳米技术“中药化”。
这是他的执念，也是他的方向。
为什么是山东中医药大学？
身边总有人时不时问郭弘：你导师那边待遇更好，平台也更前沿，为什么偏偏回山东？
他想了想，说了两点，都很实在。
一是山东中医药大学在药物实际应用和转化上更“接地气”。他说科研要“顶天立地”，山东这边在“落地”这个环节做得不错。二是山东中医药大学对学生基本功抓得扎实，培养出来的学生踏实肯干。“我导师就非常喜欢收咱们学校过去的学生。”
但他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，其实所有人都听得出来——他是山东人，他是要回来的。
“我当时很不服气”，这句话他在采访中说了不止一遍。这份不服气，不是傲慢，是牵挂。就像一个出门学了一身手艺的年轻人，非要回村把路修好。别人说这路不好修，他说我知道，所以我回来修。
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也不宏大：“先想办法把中药和纳米之间不相容的问题解决掉。”一步步来，让临床效果好一点，让中药往前走一点。
那一点，就是他的全部野心，也是他想要的“那个样子”。
在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纳米粒子里，在那些温和而坚定的实验数据背后，郭弘的“少年气”始终微微闪烁。闪烁的背后来自对家乡的牵挂，也来自对老人的心疼；来自知难而上的执拗，也来自把理性科研染上浪漫色彩的那一点点任性。
这，大概就是一个青年中医药学者最真实的样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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